2026年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盘中资金变化，小刘身穿红马甲，站在深圳大鹏鹅公村的登山口前，向每位登山者递上安全提示卡。就在一周前，他和一位女伴被困在附近山野的未开发区域中，多个部门展开一场四个小时“海陆空”立体救援，最后用搭载红外设备的无人机确定了他们的位置。
这被视为国内又一起以公益服务代偿救援费用的案例。但鲜有人知的是，救援小刘和女伴的过程中，为了靠近礁石区域，租用了民间船只，租金两千多元。小刘获救后，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承担这部分费用，可小刘实在囊中羞涩。
小刘说自己刚来深圳务工，还没找到住处，行李都寄存在火车站，他是在火车上临时决定到大鹏新区爬山，同行女伴甚至穿着一双拖鞋。关于船只租金的沟通持续到后半夜，小刘只能承担几百元的费用，最后商定其余部分以担任三天志愿者作为“公益代偿”。
这件事几乎集齐了当下户外遇险的所有争议元素：一次准备仓促的出游，一场颇费周章的救援，以及一笔难以追偿的费用。
小刘以志愿服务的方式进行公益代偿
为追偿制定费用标准
在小刘担任志愿者一个月后，一份《户外登山涉险及追偿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，出现在深圳大鹏新区管委会的网站上。其中明确，旅行者违规进入未开发、未开放区域遇险，相关救援主体可以向他们追偿费用。
在此之前，国内已有多个户外遇险高发地区，出台了类似的追偿办法，但多未明晰具体费用该如何计算。相比之下，深圳大鹏进一步明确了追偿费用的标准，包括劳务、交通、食宿和装备等方面。例如，劳务费按8小时计算单位工日，每工日180元；餐费参照深圳党政机关差旅费标准据实计算，每天不超过100元；装备费则参考相应的租赁价格。
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，相关费用核算标准来自《广东省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办法》，出台于2024年，当时主要为灾害事故的抢险救援提供保障。工作人员强调，此次公示的追偿办法，只针对参与救援的社会力量，暂不包括军队、武警、消防和其他事业单位队伍，“这是考虑到政府队伍的性质，毕竟有财政负担工资”。
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，大鹏新区依山傍海，近年来出现了多条热门户外线路。随着到访驴友的增多，遇险事件也随之频发。据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的数据，仅 2025 年，大鹏新区处置山地救援 198 宗，出动救援人员 3465 人次，安全救助 412 人。
前述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坦言，一次救援至少要四五个小时，有时一晚会出现三四起求助。长期以来，相同地区频繁的重复救援，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，也带来了不小的财政负担。2023年，为了找到一名70多岁的失联者，大鹏新区曾投入1000多人次，持续搜寻了一个月。“光是救援队伍的盒饭，就吃了十万多块钱。”
她透露，类似花销大多由属地政府负担，其中也包括一些救援中租用设备的费用，“有些救援要租用企业的直升机，一个航时就是两万块钱”。
深圳公益救援队的队长石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每年他们会接到三十起左右户外求助，一些情况简单的，靠电话指引就能脱困，但还有些现场救援要二三十人参与，油费餐费加起来就是几千元，如果是持续十多天以上的搜救，花销可能在几万元，这还不包括装备的损耗。
目前，大鹏新区的追偿办法仍在征求意见阶段，后续还会参考专家意见并进行听证。工作人员表示，可以明确的是，追偿仅针对违规进入未开发、未开放区域的旅游者，并且一定会遵循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的理念，坚持先救援后追偿原则。
获救驴友向北京市昌平区捐赠救生衣
元股证券:ygzq.hk追偿的依据在哪
大鹏新区追偿办法的上位法依据，来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八十二条，“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，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”。在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看来，追偿办法是对法条中“应当承担”的费用，做出了“最窄范围”的解读，“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标准了”。
这也是很多地区尝试救援追偿时所引用的法条。2024年10月，江西百丈山为了救援5名失联驴友，出动近千人搜救十余小时。事后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省高院、省检察院等多个部门会商，是否可以依据旅游法对获救者追讨费用。
当时有人提出，以火灾为例，消防救援不收取费用，但如果是因个人过失导致火灾，同样要承担其他的法律责任，甚至是刑责。会商最终还是否定了政府就公共救援向旅游者追偿的可能性，仅把调动第三方力量、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纳入了追偿范畴。
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透露，在编制这份追偿办法时，他们曾向深圳市司法局征询意见。司法部门给出的建议，也是先以社会救援力量作为主体来实施追偿。这是很多地区倾向的费用去向，2026年3月，北京市门头沟区将首笔追偿的1万余元救援费用，交由蓝天救援队，用于采购装备、补充物资。
石欣却觉得，即使是民间力量，这笔钱也拿得有些“烫手”。首先是如何界定获救者存在违规，一些自然保护区法律明确禁止入内，一些景区有自己的管理规章，介于这中间的大片未开发区域，是否有足够的法律支撑不允许进入？而且民间救援队成立的目的，是以专业的能力无偿帮助受困者，“收获救者的钱，总感觉有些违背初衷”。
对于该如何看待户外救援的公益属性，清华大学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的观点是，不能将公益简单等同于免费，“这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分一块的蛋糕”。
在贾西津看来，无论政府还是公益组织，救援时的花销来自税收或是捐赠，股票配资，多空杠杆，证券炒股配资，合规服务使用的都是公共资源。公共资源必须用于公共支出，比如针对自然灾害的救援，“但如果为了某些人自己的过失承担费用，则可能激励更多人不对自己负责”。
对于户外救援公益性以及收取费用的认知，存在着明显分歧。2024年江西百丈山救援后，政府部门核算出十万多元的费用，获救驴友很难接受，双方最后商定的追偿数额是两万元。一名获救者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，他们虽然签订了《具结悔过书》，但这更像是与政府达成的一种默契，不是处罚，是对救援的感谢。
当下，大鹏新区在公示追偿办法的同时，已在救援中开始尝试。在小刘之后，近日当地又完成了一笔5000元的救援追偿，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透露，经过他们的解释，获救者很爽快地支付了这笔费用。
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就追偿办法的强制效力与上级部门有过沟通，在先行尝试的前提下，不排除市一级条例也会增加救援追偿的内容。在他们的设想中，政府部门主要在追偿沟通中扮演一个“协调者”的角色，“目前追偿仅针对社会力量，但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支持，可能还是会有些难度”。
追偿之外还能做什么
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，在今后的实践中，仍会考虑获救者的实际情况，将追偿费用、捐赠物资和公益服务结合起来。追偿费用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，而是希望以此宣教警示，让更多人重视户外运动安全，减少此类险情的发生。
至少从小刘的案例中，他吸取了教训，在等待救援看到无人时，他几乎要哭出来了。“他一再表示，以后绝不会再这么鲁莽上山了。”工作人员说。
针对小刘追偿的“折中”处理不是孤例。2025年，北京市昌平区在完成两起救援后，考虑到获救者主动承担责任，最终以他们捐赠280件救生衣作为追偿，总价值约3万元，而这两起救援的总成本超过15万元。
回看此前多起救援追偿，最终的金额往往不能覆盖全部救援成本。收钱、捐物，还是公益服务？一位基层应急部门工作人员坦言，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上，还是倾向于收取费用，“这样才能疼，才能长记性”。
在他看来，越来越多的户外遇险，实在让他们疲于应付。应急管理部门是事后处置部门，一些前瞻性的预防措施并不在他们的权责之内。
据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4月，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突破4亿人。在某社交平台上，徒步类笔记点击量已经超过了160亿。
大鹏新区此次公示的追偿办法中提到，鼓励户外活动参与者购买包含救援的保险。这与多位受访专业人士的观点相应和，在户外人数激增的今天，这类保险产品已经有了存在的基础。
石欣说，国内目前尚缺少专门的户外救援险，以他在国外徒步的经历，进入例如阿尔卑斯山这类区域，必须强制购买保险，“否则救援费用不菲，还可能动用直升机”。
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背包客得主、知名户外博主张诺娅也提到，以她在美国、新西兰等地徒步的见闻，一些地广人稀的区域，包含直升机救援的保险应运而生，每年缴纳十几美元的费用后，按下通信器上的SOS按钮，就能获得免费的直升机援助，至多承担一些油费。
在张诺娅看来，我国在高海拔登山、攀登、越野跑等项目上，已经与国外高度接轨。相比之下，户外徒步的门槛低，很多人“自学成才”，反而忽略了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。
张诺娅说，在美国，户外教育通常始于幼年。孩子们在暑期被送去学习搭帐篷这类户外技巧，学习无痕山林原则，也学习“自己对自己负责”的户外安全理念。
她经历过一些知名海外徒步线路，以最小“侵入”自然的方式为徒步者提供支持，比如在山林中，用一个很简单的油漆箭头指明方向；在入口设立登记簿，供徒步者写明进山人数和计划的行程。还有些线路设立了“山屋”，提供最基本的住宿和水源。
并非没有“禁入”区域，像是存在地质隐患的区域，以及出于生态涵养的目的。“可能为了保护一片苔藓，有那么十平方米的面积就不让人踩。”张诺娅说。
同样也存在罚则，而且更加细致。除去擅闯“禁入区”，类似破坏树木甚至是捡拾地上的木头生火，被发现后都会罚款。张诺娅和同伴曾在黄石国家公园被罚款150美元，因为他们没把吃剩下的食物放在专门的盒子里，气味可能会吸引来黑熊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，黑熊如果习惯了人类食物，可能会攻击人类，导致它们被杀死。为了保护黑熊，要减少它们与人类的接触。
石欣透露，2017年时，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户外险情，深圳相关部门就曾考虑出台类似的管理办法。座谈时，他提出的建议是，对热门户外线路实行分级管理，难度大的，要求一定户外经验才能进入，同时测算每条线路的承载量，尝试预约制。
“还可以引入专业的向导，形成一定的商业价值。”石欣说，类似的规范举措，不仅能减少户外事故的发生，也许还会提供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盘中资金变化，将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从疲于应付的救援中解放出来。“行政手段可以倡导督促，但一个社会问题，归根到底还是要用社会化的方式解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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